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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掉茅坑里面死的皇帝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君主晋景公。

晋景公，姬姓，名叫獳，是中国春秋时代诸侯国晋国的一位君主。是晋文公的孙子、晋成公的儿子，在公元前599年继承父亲的皇位。

晋景公以前被楚国打败过，使楚庄王成为霸主，不过晋景公也攻败齐国。晋景公在晚年将国都由绛迁往新田，并改称新绛。

之後又发兵消除专政的赵氏家族，取得了公室对卿族的第一次胜利。在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晋厉公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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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晋景公有天晚上做了个噩梦，于是第二天就叫桑田巫解梦。桑田巫听完晋景公的话，就对晋景公说:“从这个梦来看，大王你这是要完啊，你可能吃不到明年的新麦了。”

晋景公想虽然从这个梦的角度来看对自己不利，但说不定现实中自己还能在抢救一下就找了个叫医缓的名医来抢救自己。

结果医缓见到晋景公就直接说:“大王你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晋景公不仅没有怪医缓不救自己反而给了医缓许多礼物。

晋景公反正想自己离死不远了，就得过且过吧，没成想晋景公又挺了几个月。有一天晋景公想吃麦，就让厨房用新麦做饭。

又让人把桑田巫叫来说:“你不是说我吃不到新麦吗，现在这是什么。”就让人把桑田巫杀死了。晋景公刚吃完饭，突然感觉胃里面不舒服，就奔向厕所。到厕所还没来得及上呢，结果旧病复发一头栽在粪坑里被憋死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景公

门客，也称食客

“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即命理学、相学]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

“门客”的来源:

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图为参加科举的士子在看榜。取自仇英手绘帛卷（局部）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臖平则将“势”与“道”的力量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反成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对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斤蜀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为智伯行刺赵襄子，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孔。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称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能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等等。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低一些层面讲，大家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争入帝王彀中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子，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参考资料：《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李臖平著

汉文帝和邓通

汉文帝李恒（公元前202～前157），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的弟弟。文帝宠幸的男人有三个，一个是士人邓通，一个是宦官赵同（原名为赵谈，《史记》中司马迁为了避讳于自己老爸司马谈的名字，所以改为“赵同”），另一个北宫伯子。这其中虽然邓通最受文帝喜爱，但确是最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邓通本是驾游船的船工，某天晚上文帝做梦，梦见自己上不了天，有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他，这才上了天。文帝醒后，找到梦中地点，见到和梦境中相同的邓通。于是立马把他召到身边来，官达上大夫。

文帝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但出于对邓通的爱宠，竟然“赏赐通巨万以十数”。一次文帝让看相的人给邓通算命，看相的说邓通“当贫俄而死”，意思是邓通这家伙将会穷死、饿死。文帝郁闷了——他的富贵贫贱取决于我，只要我愿意，他怎么可能穷死饿死。于是文帝把一蜀道上的一座铜山赐给了邓通，让他有自己挖铜铸钱的权力，当时天下百姓有句话叫“邓氏钱布天下”，可见邓通得幸后家财之巨。有次文帝得了毒疮，邓通为文帝吮吸脓水。这时文帝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乎？”邓通说应该是太子。没多久，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过来探病，文帝让太子吮吸脓水，太子“啧吮而难色”，感觉非常不爽——这种事也太那啥了吧。

后来，太子听说邓通已经为文帝吮吸过脓水，于是就恨上了邓通，即位后，立马就将邓通免官。而邓通因为“盗出徼外铸钱”，被没收全部财产，最终被活活饿死——应了算命的那句话。

汉文帝和邓通的感情，从两件事可以明显看出，一是送铜山，“邓币氏通天下”到活活穷死饿死；二是为汉文帝吸脓水，虽然对方是皇帝，但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应该也算是感情深厚了。

汉武帝和韩嫣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公元前157～前87），在位53年间，没几年不打战，武帝统治期的汉朝，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影响十分深远，所以武帝也成了古典电视剧最喜爱的主题人物之一。而韩嫣这人物，在各种有关于汉武帝的电视剧中几乎都出现过。我所记得的，就有《大汉天子》、《汉武大帝》等等。

但各电视剧对韩嫣的描述与史书中有些差异——基本没提到韩嫣是“佞幸”的一面。汉武帝刘彻还没当上太子之前，伴读的韩嫣就与汉武帝相当要好（电视剧中也略有提及）。当了太子后，两个关系越来越好。韩嫣这人武术啥的倒挺不错，司马迁用“善骑射”来表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有“善佞”这个特点，说白了就是善于以色邀宠。

汉武帝一生好战，即位之后就打算着和匈奴开战，于是韩嫣就开始学匈奴的一些武术、战术特点，因此汉武帝对他越来越“喜欢”。韩嫣官职一直封到上大夫，汉武帝对这人的宠爱跟文帝宠邓通差不多。而至于关系有多密切，司马迁则用了“时嫣常与上卧起”来记载。

汉武帝年轻时喜欢在上林苑中打猎啥的，有一次江都王入朝拜见天子，汉武帝传令让他到上林苑中一起打猎。天子的车驾还没出发，让韩嫣先乘豪华的“副车”，带着百来号人先去探猎区情况。路上江都王看到韩嫣的车驾及奢华阵容，以为是汉武帝刘彻来了，赶紧让开，伏倒在路边跪拜。韩嫣没搭理路边的江都王，直接就过去了（汉武大帝中有一段剧情与此相近）。

知道情况后的江都王悖然大怒，跑去王太后那里告状，说要归国入宫给皇帝当侍卫，和孙嫣比个高下。毕竟是自家人亲，于是皇太后就不爽孙嫣了。得势的韩嫣在后宫“出入不禁”，行事不太得人心，正好被皇太后抓到理由，虽然汉武帝拼命开脱，但还是被杀。孙嫣的弟弟案道候韩说，也是汉武帝宠爱的男性之一。

韩嫣与汉武帝从小就认识，时间长久，而能“常与上卧起”，也就是同吃同睡，关系应该不一般。两个大男人同吃同睡，虽然并不代表着一定发生什么事，但关系肯定是好到不得了——列为司马迁笔下的“佞幸”绝对合理。

汉武帝和李延年

李延年系中山人氏（生年不详，大约死于公元前90年），出身“艺术世家”，其父及兄弟姐妹多有歌、艺才华。李延年因事被阉割后入宫，做了管狗的太监（史记中提到管狗的太监还有杨得意）。

李延年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宫廷音乐家，广为后世艺人所知，《史记》上说他“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元鼎六年（公元前11l）前后，曾为当时的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写19首郊祀歌词作曲。李延年既能体会武帝对音乐的要求，也能深入理解这些难懂的“尔雅之文”。曾经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柯兜勒》，创作28首新，作为仪仗使用的军乐。这些乐曲流传甚久，直到数百年后的晋代尚能演奏其中的《黄鹄》、《陇头》、《出关》、《入关》等。可以说，李延年的确是古代杰出、具有深远影响的艺术家。

受到汉武帝赏识之后，李延年专门撰写了一首诗歌，极力形容其胞妹之美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一曲传至今日，仍是文人骚客口中的常用语，成语“倾国倾城”便是由此而来。我记得《十面埋伏》一剧中，章子仪哼唱的便是这曲子（不过明显其人不及此曲^_^）。

平阳公主是汉武帝的姐姐，在为汉武帝推荐了自家歌女卫子夫并得宠成为皇帝后，这回也积极帮李延年推荐李延年的妹妹——这皇姐确实是太有个性了，和汉景帝时的馆陶公主有一拼。汉武帝听了以后很感兴趣，立马就要见这“倾国倾城”的李延年妹妹。果然，一生离不开女人的汉武帝见到李夫人之后，立马被迷住了——这就是汉武帝时期有名的李夫人故事。

像李延年和李夫人这样“兄妹共事一夫”的，历史上绝对少见——我们见过母女共侍、姐妹共侍的，而兄妹共侍却仅此一桩。司马迁用“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两句话来记载对李延年的宠爱。“埒如韩嫣”是指“和韩嫣等同”的意思。两人唯一的不同，估计就是李延年受过宫刑而韩嫣没有了。李延年这类有艺术才华的“佞幸”最常见的结局就是“色衰爱驰”，皇帝渐渐疏远。

除了韩嫣和李延年这两个之外，卫青、霍去病在司马迁笔下也是“佞幸”，很得宠。但由于二人善战猛勇，能自己打出一片功劳来，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与以上三位区分开来，用“颇用材能自进”来评价。

汉成帝和张放

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2～前7），是西汉倒数第二个皇帝。他给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估计要算他宠爱赵飞燕、赵合德两姐妹，以及膝下无子只能传位侄儿的典故了。不过，刘骜除了对美女十分喜爱之外，对张放这个俊美男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汉书》记载，张放出身显贵，身居候爵——富平候。曾祖父官拜大司马，母亲是公主之女。张放年少英俊，聪明有才华。成帝颇是喜爱张放，并且作主把皇后的侄女嫁给了他，婚礼铺张华贵，赏赐数以千万计。

汉成帝和张成除了“同卧起”之外，还经常一起出游、微行等。向来过于受宠都不会是好事，贵族们一见张放如此得宠，便经常在皇后面前进谮，以致太后将张放逐至远地。二人被逼着涕泣而别之后，成帝十分想念张放，并多次想方法让张放回京，但迫于太后等各方面压力，最终没有成功。不过，虽然见面难，却始终有书信上的来关怀。

汉成帝崩驾之后，张成悲伤至死。后世评论历代同性恋之间相互感情时，皆认为这一对是最深刻的。

汉哀帝与董贤

汉哀帝刘欣是个倒霉的皇帝（公元前27～前1年），只活了26岁就挂了，他的上一任是叔叔汉成帝刘骜，而下一任就是篡夺皇位的“新”帝王莽。刘欣对后世没啥大的影响，唯一留下的，就是创造了“断袖之癖”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性恋“雅称”。

据《汉书?佞幸传》记载，董贤是是御史董恭之子，少年时即为太子舍人。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于是封董贤为黄门郎。“贤宠爱日甚，为附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责震朝廷”。如此宠爱，估计只有金庸小说中的“韦小宝”能相比了。

董贤“常与上卧起”，汉哀帝十分宠爱，封其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不久董贤又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董贤和哀帝形影不离，有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睡午觉。哀帝醒后要起床，但衣袖被董贤压着。哀帝不愿意因抽出衣袖而惊动董贤，竟挥剑将衣袖割断。于是，“断袖”一词便由此诞生并传于后世，影响深远。（这一剑，真是挥出了千古绝“恋”啊）

汉哀帝曾给董贤建了一栋与皇宫类似的宅第，将御用品中最好的送给董贤，自己则用次品（够痴情^_^）。董贤还是20岁的时候，哀帝就命人在自己的陵墓旁另筑一冢给董贤备用，让自己死后还能和董贤为伴。董贤才22岁，就位至三公，让前来朝拜的匈奴使臣颇为吃惊——哪有这么年轻就位列三公的？

这些都不算啥——哀帝甚至还想禅位于他，因大臣反对，才未坚持。为了取悦“同性恋”，竟然拿江山社稷当礼物来乱送，历史上也确实只有哀帝这样的角色能干得出来。物极必反——哀帝在位时，董贤的受宠显贵达到了极点，远胜于汉代其它皇帝的“宠臣”，但是哀帝死后，董贤被贬，剥夺一切，最终以自杀而告终。

哀帝和董贤之所以被称为最出名的同性恋，原因是哀帝的男宠只有董贤一个。而从哀帝对董贤的宠爱程度来看，显然是到了十分痴情的程度，属于动了真情的那一种——虽然董贤自己有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