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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现代就有，因为厚葬的风俗，以是就有人要盗。

陕西凤翔的一座墓是先秦最大的墓葬，这个古墓居然发明盗洞247个，10个盗洞间接打入棺材地位，这简直是神了。

一方面靠人的手艺和阅历；一方面是对象包含锹、镐、铲、斧、火炬、烛炬等等。

明朝之前盗墓贼绝对原始用铁锥，这只是针对有封土的墓葬，可是分明的对象各人全都去挖。并且可间接挖洞到目的地位盗掘。

从铁锥到洛阳铲的提高，可谓是盗墓手艺的一个奔腾。望文生义洛阳创造的。

盗墓对象

先说长柄铲，这对象向公开钻插一下就可以够进深三四寸，往上一，就可以把公开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一成不变地带下去。

在湖南又一个学者与官方古玩文物估客打交道多年，以是特地研讨进修了长沙四周地域的盗墓的要领。

盗墓手艺，归结为“望”、“闻”、“问”、“切”四字诀。“望”是望气看风水。老盗墓贼阅历丰厚，又多善于风水之术，故每到一处，必先观察阵势，看空中上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座落那边，只需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普通都是大墓，墓中宝贝必多。

以风水术指点空中无标记的墓址的肯定，简直百步穿杨。听说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妙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附近。有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到一景色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偕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墓中宝贝必可以使你我骤富。偕行者均不信，这人因而跟他们赌钱：若无古墓，本人输一千美圆。

反之，墓中出了宝贝本人独有七成。世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开掘，至三鼓果真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存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厥后他们卖给美国传教士，得少量美圆而暴富。

“看地形”，特别很是奥妙，不知道的人走在墓旁也看不出来，大白窍门的人在几千米之外就可以看出来。有些盗墓贼“喜好”鄙人完雪的气候出来“四处转转”特地喜好下“很细很细的雪粒”那种雪，此中原理是跟“土”有关。

土有“熟土”、“活土”（也叫“花土”）、“死土”的区分

有阅历的盗墓者看上一眼就可以大白这里有无墓葬，以至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甚么期间的墓葬。

在探墓时，可以或许先用探条去探，依据手上的觉得去“觉得”是不是有墓；待肯定当前就下铲，比方：一铲打下去十米，有了，然后看深度和铲子上带出来的对象，深度也是个标记，带出来的对象上有木屑、有朱砂、有坑灰等等，这都是特性；然后，用泥铲把墓的外形“方”出来，就是定坐标。

右侧打一个，打了十米没有打到，那就是“过了”，再转头往右侧一点延续打，以此类推，一个个的点连起来，就是十多米公开的墓的外形了。然后依据墓的外形、深度、坑灰、木质（或石质、砖质）这些特性分离起来推测出墓的年月、墓门的地位等等。

“闻”即嗅气息。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用，他在盗掘前，打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土壤气息中区分墓葬能否被盗过，并依据土色判别期间。听说工夫最好的可以或许用鼻子辨出汉朝墓土与唐朝墓土的奇妙气息差异，正确水平使人惊讶。

长沙刚束缚时曾枪毙一个老盗墓贼，他将终身所盗文物国宝全盘卖给了外国人，这人便是“闻家”，专盗汉唐从前大墓，出土器物只需一闻，即可正确断代。有个盗墓贼拿来几件古旧漆器，说是出自一个贵爵墓中。

他倚在烟榻上，边抽雅片边拿起一件漆器，放到鼻下一嗅，便笑着说：“仁兄，你这漆器是在尿坑里沤泡过的，掏出的时光应在七个月附近。”这人心惊胆战，连称：“获咎！获咎！”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常常扮成风水师长教师或相士，游走四方，尤留意景色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的处所。他们普通伶牙俐齿，善于与父老白叟扳谈讲古。每到一处，均以算命师长教师或风水师长教师身份访问外地白叟，从扳谈中获得古墓信息与方位。这类人有些身手，谈锋又好，很简朴获得对方信赖。一旦探听到古墓切本地点，便立刻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

“切”即评脉之意。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指发明古墓今后，怎样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间隔进入棺椁，这类工夫不只需求丰厚的盗墓阅历，并且要有体察事物的灵敏觉得。善于此道者常常依据阵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评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地位，然后从斜坡处打洞，中转墓室中棺头椁尾，偷取葬品，前几年曾国藩墓即被用此法盗掘。

第二层含义是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贝。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初到脚。摸宝贝好像给病人评脉，要详尽沉着，考究沉寂正确，没有脱漏。

第三层含义是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因为此中的妙手过手文物不可胜数，以是常常不需用眼审阅，只需把物品渐渐抚摩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若干。他们常以此技与人赌胜负，常常胜算。

听雷声，辨坟场

《清稗类钞盗贼类》有“焦四以盗墓致富”表露了盗墓的身手：”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现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

一日，出北郊，时方卓午，雷电交作，焦嘱世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谓虽疾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默记以告。焦乃屹立于岭巅雷雨当中。少顷，雨霁，西方一人归，谓大雷时，隐约觉脚下浮动，似闻公开有声相应者。焦喜曰：‘得之矣。……’。”

这个焦四不愧是个盗墓妙手！他不单把握了普通盗墓人全都的分辩土质、土色的身手，还善于接纳一些自然景象，帮他寻觅宅兆的地点。比方“雷电”，焦四在雷雨天进来盗墓，他让跟他盗墓的人区分站在四个差异的方位，雨事先，东边的人跑过来讲，方才打雷的时分，听到他哪一个方位的公开有隐约的声响想应和。焦四很高兴，说：“我们找到了！”这内部是有一定的迷信原理的。有墓葬的公开是空的，当大雷的时分，就简朴构成共识，听起来好像是公开有对象和雷声相应和了。

弥补：现代盗墓不只仅是靠洛阳铲了，还需把握遥感、磁感手艺。

挖洞口

探好地位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挖洞口了。凶猛的盗墓者一个十几米的洞子挖下去可以或许做到空中上没有土！使人费解的是，就算坟场四周都是一片平原，满是很平坦的地盘，四周几百米、几里地也看不到有土堆。以是，土是不或许堆在外面的，并且洞口那末小，干活的时分还要封起来，谁也看不到，这么高明的伎俩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盗墓贼干完活当前会把洞口封起来。有的洞口只需一个污水井盖那末大的口儿，打开当前向下看，直直的十多米下去，黑古盛夏看不究竟。

进入墓室

普通来讲，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纪律。一看外形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末内心就无数了：棺木该当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双方的耳室里全都有甚么……等等。等真的下去当前，直奔那边就挖过来了（汉墓普通都是陷落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践上都是土，是在土里行进，对象都在土里）。普通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还有些墓，比方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这是因为其时的墓大多接纳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的，有两米多厚。这么就需求在挖洞时避开墓顶。以是，一旦下铲子碰着了砖（铲子提下去会带有砖灰），那就要找其他处所往下打了。

这个“其他处所”偶然或许是接近墓门，偶然或许是接近墓的后墙，都有或许，完满是依据墓的本身外形、特性来定的。看完外形，一想这墓内的棺椁或许是接近墓门地位，那打洞的时分就接近墓门，反之就接近墓墙打。

一个墓，就象一辆坦克，虽然有装甲（墓墙、防盗层）、象碉堡（墓顶很厚），但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墓墙，或是墓底。

有些盗墓者一看这墓太巩固了，顶上和四周都不好办，就要再挖一个竖井和一个横井，间接就到墓的正下方。到墓的正下方当前再延续垂直向下开一个竖井，然后用对象向下面挖，把墓底挖穿一个小洞，然后经过这个小洞就可以够进入墓的外部。这么，墓的四墙、顶部都没有毁坏，但墓本身已被盗掘一空了。

但普通较少接纳这类要领，以砖石构造的明墓为例：它的后墙最单薄，底子上只需两层砖，以是打竖洞时可以或许沿着墓后墙打，把两砖厚的墓墙凿开并不费甚么事。针对明墓来讲，简直所有的古盗洞都是开向后墙的。

束缚前盗明墓的，很多只需一个人干，只需一早晨的时光，穿戴老鼠衣、四肢举动并用，挖洞、进墓、拿对象走人。相称不复杂。其时分一个人没要领打竖井，他就分开墓一段间隔，然后以一定的角度向下挖，斜着向下，整整好好碰着墓的后墙，然后凿透、进入，计较的十分正确。

需求阐明的是，盗墓者进入墓室的进程严峻毁坏了墓葬构造和遗存之间的共存干系，而不是像考古工作者一样按聚集挨次清算、按墓葬原貌揭发并伴随详细的迷信记载。因而这类毁坏是不可逆的，面对遭盗掘的残迹永久没法恢复丧失的那局部信息，恰是这类盗掘给人类文明遗产构成了巨大的丧失。

把古玩当做商品复杂运营就可以赢利的期间：已过来

近一两年来，无论是有着“风向标”意味的京沪两地，还是在其他地域，有关古玩城买卖冷落的音讯经常见诸媒体。可以或许说，群众近年所看到的古玩市场，已与传统意义上的运营渐行渐远。当商户流失、周转频仍的景象愈演愈烈，这个行业将何去何从？

在北京，各大古玩市场的运营户遍及反应没有买卖，整年入不抵出的商户到达80%以上。很多商户以至萌生了撤店回家的设法，因为他们天天到市场就是品茗、谈天，底子无效益去承当房租本钱……这是天下工商联官方文物商会会长宋建文所理解到的实在形态。追念前些年古玩市场的火红，古玩城建立的遍地开花，当前的情况的确令很多业内人士慨叹——“一年不如一年”。

作为北京古玩城的创始人之一，宋建文是见证中国古玩市场跌宕起伏的光阴亲历者。他通知记者，北京的古玩城最火的年月，大约要数2005年前后的十年附近的时光段。“火的凸起标记有两个，一是古玩城开一个火一个，招商一点儿都不成问题；二是少数古玩城都有摊位转让费，只是用度有所差异罢了。”他同时引见道，在这段昌盛期间，古玩艺术品的价钱直线上升，均匀上升10倍以上；并且，古玩市场的商户营业额大幅度添加。

2012年是买卖下滑的一个分明时光节点。就在兆头闪现之初，北京地域仍有新兴的古玩市场在新建招商。很快，跟着这类征象的逐年分散，打造古玩市场“航母”的宣扬逐步藏匿，关门、退铺的音讯越来越多。特地是在往年年初，据相干媒体报道，北京多家古玩市场的商户呈现“关门潮”。

相比之下，上海的状况也好不了几。2012年关于上海的古玩市场来讲，异样是个有着特地意义的年份。“上半年开端，上海的古玩城全体开端呈现萎缩，虽然厥后有短时光的回调，但仍不分明。2014年秋天，萎缩的景象开端加重，如果说事先是‘暮秋’，到了2015年个人进入‘初冬’，那末往年，古玩城面对的无疑是‘盛夏’。”上海中福古玩城、中福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佳坦言。

据理解，当前上海地域的几大古玩城底子都在回缩而不是放量，运营艰难的状况也在加重，比方有企业想转行做古玩城，从去年到往年至今还未开起来；上海另一家古玩城，本来三层的运营园地，古玩运营被紧缩到了只剩一层……“据我预计，上海的一些古玩运营者在运营效益方面，降落幅度或可到达百分之四五十。十多年来，往年算是古玩市场运营最差的一年。”王佳慨叹道。

据记者理解，现在很多古玩市场的主办方，都在挖空心思吸收老商户和优良商户，比方房钱打折，或者是“满赠”运动，但即使云云，结果也一定尽善尽美。以至一些有集团公司前景的古玩市场，已然要靠公司其他营业来“救济”。

“有人以为古玩市场买卖差是因为社会送礼增长，这只是此中一个缘由，底子缘由还在于珍藏市场各方参与者不择手段的炒作所构成的市场虚热。进一步穷究，我以为是市场管理部门的不作为，拿不出一套有的放矢的契合市场纪律的管理要领。固然，查验这类管理要领的规范不是管死，而是增进促活。再穷究，不能不说是古玩市场管理体制有问题。”宋建文指出。

而在王佳看来，构成古玩市场阅历“阵痛”的更深层次缘由，在于经济下行压力的不减。“企业家、中产阶级以上的阶级是古玩市场的次要客户，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延续不减，他们的脱手也变得出格慎重。别的，作为三大投资范畴之一，古玩既不是刚性需求，变现也不如房产和股票那样便利，这些全都按捺客户的珍藏积极性。”他说。

据悉，当前业内有一个势头十分值得存眷，那就是很多古玩市场的商户基于本身阅历，开端深入深思，呈现了很多改变的志愿和设法。虽然日子不好过，但在很多从业者的心中，古玩城这么的实体还有这个产品仍有它存在的价直。

事实上，近十年中，中国古玩市场阅历了一次又一次演变，从昌盛、灿烂到眼下的窘境，可以或许说，转型是业界正面对的火烧眉毛的事。宋建文以为：“运营古玩实践是运营古玩文明，把古玩纯真当做商品复杂运营就可以赢利的期间已过来。别的，古玩城期间的停止带来的新动向就是感性回归，该当借助今世新科技、新思维实行有创意性的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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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个老牛吃嫩草的土豪邻居家参观

去一个老牛吃嫩草的土豪邻居家参观。。。。各种高科技，羡慕啊，特别是那个卧室灯，一拍手“啪”的一下就开了，窗帘“啪啪”两声就关上！真心方便啊！直到有一次下班回家碰到他面无表情的站在楼下看着他家窗户，我好奇跟他一起看，看到他家卧室灯一闪一闪，窗帘一会开一会关。

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信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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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上屋场。

韶山冲是个美丽的地方，群山怀抱，绿树翠竹；在一片松竹掩映的斜坡上，建有一座凹形的房屋，这种房屋当地称作"一担柴"式民居。房屋的墙都是用土砖砌的，一多半盖着青瓦，另一小半盖着稻草。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青瓦屋里。这里叫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有两个池塘，是夏天游泳的好地方。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毛顺生只读过两年书，17岁就当家理事，但继承的却是一大笔欠债，不得已去当了几年兵，回来以后在家务农。他聪明能干，善于经商，还作粮食和猪牛生意，很快就还清了债，赎回了15亩稻田，日子越过越好。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娘家离韶山冲只10几里地，与韶山冲只隔着一座云盘山，在湘乡县的四都唐家坨。文七妹中等身材，长得清秀，圆脸庞，宽前额，聪慧又善良，勤劳又俭朴，乐于助人，每逢灾荒之年，常接济穷人，深得乡亲们的赞誉。

毛泽东出生以后，父母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做"三朝酒"，专门请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毛泽东"，字润之。毛泽东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了外婆家。外婆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就请算命先生给外孙测了八字，说要平安长大成人，必须拜一个长寿的干娘。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毛泽东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让他作了个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外婆舍不得外孙，毛泽东就留在外婆家，一直到4岁。

毛泽东从小就聪明，人们都夸他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是个天才。

那是石三伢子4岁的时候。过年了，外婆给他穿了一身新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喜欢跟孩子们逗着玩。他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吓唬小孩子们，说："不许你们在这儿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quot;

小朋友们一听，都吓得跑掉了，只有石三伢子站在那儿不动。白胡子老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呢？你不怕我割耳朵？"石三伢子一点都不害怕他，反而问道："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

白胡子老头觉得这个孩子挺有意思，一本正经地说："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石三伢子一点也不害怕，也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做事要讲道理。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如果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要是没道理，我就扯掉你的胡子。"

石三伢子边说边笑咪咪地望着白胡子老头，还把红风帽子的扣解开，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头大吃一惊，心想：一个4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胆量和聪明，真是少见。

毛泽东在外婆家住的时候，他的八舅开了一个家馆教孩子们读书。4岁的石三伢子跟着去当"旁听生"。几个弟兄背书的时候，因为他们平时贪玩，一个个都憋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谁也背不下来。这时候，小小的石三伢子站起来，说："八舅，让我背吧！"八舅惊奇地说："你能背吗？""我能背下来，不信，你听！"石三伢子从容地"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一气背了下来，一个字不错。外婆听说这件事以后，高兴地说："石三伢子真是聪明，怕是天上的文曲星下了凡！"

石三伢子6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他常和几个小伙伴去放牛。小孩子贪玩，玩高兴了，就忘牛，不是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就是牛吃不饱。怎么才能又让牛吃得饱，又玩得好呢？石三伢子想了一个好办法：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一伙人放牛，一伙人采野果子，割青草。然后，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伙伴们就可以做游戏，讲故事。

一次"胜利的罢工"

石三伢子在10岁的时候，为了反抗父亲和老师，曾经离家逃学。32年以后，1936年的秋天，毛泽东在陕北一个窑洞里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经有趣地把那次离家逃学称作"胜利罢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

石三伢子家门口有两口池塘，有一位叫邹春培的老先生在池塘的南岸开了一个私塾，私塾建的像一个祠堂，青砖灰瓦，四个屋角上都有一个高高的风火垛子，蛮气派。私塾办在了厢房的楼上，只有七、八张桌子。

这一年是1900年，石三伢子满17岁。毛顺生把儿子从唐家坨接回家，准备送石三伢子去私塾念书。

石三伢子到了私塾见过邹先生，就对着孔夫子的牌位磕了3个头，就算拜了师。

邹春培老先生对孩子有名的严厉，经常打手板、打屁股、揪耳朵、罚站、罚跪。那时候的老师都信奉"不打不骂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好人"。可是，石三伢子因为聪明好学，从来没有挨过板子。

邹老先生挺喜欢石三伢子，可是，不喜欢他的倔劲。你看别的孩子，总是大声的朗读，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可是，石三伢子念书，总是不出声，邹老先生以为他不好好学。可是，让他背书的时候，他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一天上课的时候，邹先生让石三伢子背书，按规矩，背书要站起来。可石三伢子说什么也不站起来，就要坐着背。他说："先生坐着，我也坐着！"邹老先生拿他没办法。

1904年夏天，石三伢子1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这一天，邹老先生要去吃生日酒，让学生们自己念书。

七八个学生坐在屋里，念着念着不耐烦了。正是三伏天，热得不行，坐在木楼上就像在蒸笼里。有人提议到树林里捉斑鸠，还有人提议到稻田里捉泥鳅，而石三伢子提议到池塘里去洗澡，又凉快，又可以学游泳。大家听了都赞成。几个孩子脱光衣服跳进了池塘。有会水的，不一会儿就游到了池塘中间，不会水的，就在池塘边洗澡。天气很热，孩子们在水里越玩越高兴。

就在几个孩子在池塘里玩得高兴的时候，邹老先生吃酒回来了。他看到学生们在池塘里玩水，非常生气。

几个学生被叫到了屋里在孔夫子像前罚跪，混身水淋淋的吓得战战兢兢。石三伢子偏偏不跪，说："洗澡是我带的头，要打就打我吧！"

邹老先生气得火冒三丈，举起二指宽的竹篾片就要打，石三伢子一转身跑下了楼。邹老生气得混身发抖，追下了楼，学生们也跟着跑下了楼。

邹老先生一口气跑到了毛家。毛顺生正在和雇工们一起舂米，见邹老生气呼呼地跑来，不知怎么回事。邹老先生喘着气，大声地对毛顺生嚷道："你们家石三伢子不得了啦，我教不了了！"毛顺生历来家教很严，一听儿子在私塾不好好学，带头闹事，气得大声说道："这还了得！"他抓起一根楠竹丫子，和邹老先生一块跑到私塾，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楠竹丫子向石三伢子抽去。石三伢子一躲，回头就跑，毛顺生哪里追得上他，急得直跺脚，骂道："畜生！你往哪跑！看我不打死你这没王法的东西！"

石三伢子知道，父亲的脾气比邹老先生还暴躁，他不敢回家。这时候，回到家里，肯定要挨一顿打，连母亲也劝不住。

石三伢子拼命地跑，决定不回家了。

石三伢子跑了出来，可是，到哪儿去呢？

他想去外婆家，一想不行，父亲肯定会找到他。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想如今皇帝废除科举，省城长沙、湘潭都有洋学堂，洋学堂里不读四书五经，不打板子，何不去看看。想着想着，就决定去湘潭，看一看洋学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石三伢子不停地走着，当空日头照着热得直流汗，也没有戴草帽，也没穿草鞋，光着脚板在发烫的碎石路上奔跑。两只脚烫得又疼又痒，一瘸一拐的，真不好受。

石三伢子不声不响地走着，也不敢问路，怕人家知道他是逃学出来的。他走了三天，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看见崇山峻岭，青翠的松树和竹林，稀稀落落的房屋。和上屋场的一样，哪里是湘潭呢？

三天了，幸好一些好心的阿婆和大婶们给他饭吃，留他过夜。可是，什么时候能到湘潭呢？

这一天，石三伢子又奔跑了一天，眼看天就要黑了。太阳落山了，晚霞散尽，天空出现了几颗星星，很快天边也挂上了一轮峨嵋月，远处，一只猫头鹰咕咕地叫着，他有点着急了。上哪儿去过夜呢？

正在石三伢子着急的时候，他在拐弯的地方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他壮了壮胆子走上前去，一看是位老爷爷，推着一辆装满木柴的木轮车，车轮子陷在一个坑里。老爷爷怎么用力车子也上不来，累得直喘粗气。

石三伢子跑过去，说："老爷爷，我帮你推车吧！"老爷爷一看，是个孩子，说："看你像个念书的，你有力气推车吗？""老爷爷，你喊号子吧，试试看！"

石三伢子双手抓住木轮车前面的横梁，用劲拉着车。老爷爷喊起韶山冲的号子，终于把车拉了出来。

老爷爷十分感谢石三伢子，笑咪咪地向他，为什么天这么晚了还赶路。石三伢子一五一十说了原由。老爷爷听了哈哈大笑，告诉他，你走了三天三夜也没走出韶山冲。这儿离你们家只有8里路，老爷爷说着一指："你看，那不是韶峰吗？"

石三伢子借着月光一看，前面果然是一道藏青色的波浪形山谷，那最高的山峰像一把钝刀直指天空。那不就是韶峰吗？

石三伢子帮助老爷爷把木柴推回了家，在老爷爷家里美美睡了一宿。

天亮了，太阳升起。老爷爷慈祥地说："你快回家吧，你们家里到处在找你。"石三伢子说："我不能回去，回到家里父亲会打我的！"老爷爷说："不会的，你父亲已经托人带了话，只要你回家就不再打你，邹老先生也说，只要你发奋读书，以前的事就不再提了。"

老爷爷还耐心地劝石三伢子："快回家吧！你才10岁年纪，翅膀还没长硬，是飞不出韶山的！"

石三伢子回到了家里，父亲真的没再打他。父亲和邹老先生对他的态度都温和了许多。

这就是毛泽东10岁的时候逃学的故事，他自己后来称为"一次胜利的罢工"。

不爱经书爱"杂书"

石三伢子跟邹春培老先生读了两年半私塾，为以后学习古文打了基础，毛泽东还是非常感激邹老先生的。湖南解放后，毛泽东曾打听邹老先生的下落，可惜邹老先生已经离开人世。1952年，毛泽东曾接邹老先生的儿子邹普勋在中南海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与邹普勋还记起一块洗澡的故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

1904年秋天，毛泽东转到关公桥私塾学了半年，老师是周少希。1906年秋天，毛泽东又到井湾里私塾，老师叫毛宇居，又叫毛泽启。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族兄；毛宇居比毛泽东大12岁，写的一笔好字，做得一手好文章。

这时毛泽东是13岁的翩翩少年，先后读了4年私塾；对"四书"、"五经"已经不爱读了。

毛泽东从同窗好友那里借来一本《水浒全传》，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他。上课的时候怕老师发现，毛泽东便把《水浒全传》上面放一本《论语》，当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装作认真读经书的样子，老师走开以后，他打开小说，用这种办法，他找来好几本小说看，许多同学也都仿效，班里出现了读小说风。

时间长了，周宇居终于发现学生上课都在看小说，很是头疼，禁止吧，也不好办，把小说都没收，狠狠处罚这些学生，罚跪、罚站、打屁股。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这样做也不妥。他知道石三伢子逃学的事，如今再打他一顿，他还不闹个天翻地覆？于是，毛宇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只是每天给石三伢子多点两页书，他自然没时间再多读小说。

开始背书。毛宇居首先喊道："毛泽东：背书！"

石三伢子知道老师会来这一手，早有准备，站起来，挺起胸膛，滔滔不绝地一会把书背了下来。屋子里静悄悄，毛宇居也出乎意料，听得出了神。心想：到底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将来要成大器。

毛泽东虽不爱读经书，却对老师毛宇居非常敬重。全国解放后，他还与毛宇居多有来往。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家乡，用自己的稿费置办了七桌酒席宴请家乡父老，毛宇居也在被请之列。毛泽东亲自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慌忙站起，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爽朗一笑，大声说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毛泽东后来从毛宇居那里回到了家，父亲毛顺生就让他在家里作田。毛顺生非常能干，已有22亩田，还兼作生意，人手不够，毛泽东回来不正好吗？

毛泽东从小没少干农活，可是，总忘不了读书。一天劳动下来，本已很累，但每天晚上，毛泽东总是点上桐油灯看起了小说。一本《西游记》一打开，总放不下，满脑子里都是一群猴子跳来跳去。

毛顺生发现毛泽东的屋里半夜还有灯光，就“早点睡吧！一盏桐油要好几铜板呢！”毛泽东舍不得放下小说，就用被单把窗户档上，不让灯光漏出去。

毛泽东白天干农活，晚上看书，半耕半读，两年中读了十几本小说。他自己没钱买书，就跟亲戚朋友借着看。他非常喜欢那些爱国的有本事的人物，像李逵、鲁智深、武松、岳飞，诸葛亮、孙悟空……，特别痛恨那些奸臣，像秦桧，蔡京、高俅等人。他还发现一个问题，那些小说中，主要的角色都是王公、贵族、官吏、公子哥，为什么没有受苦的人，没有农夫工匠呢？他希望，有一天农夫工匠成为小说里的主人公，把农夫工臣们写成英雄豪杰。

自学在定王台图书馆

毛泽东在十岁之前，曾先后在几个私塾，还有湘乡私小学和长沙第一高级中学读书。但他觉得虽然学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的眼界，但是，不论私塾也好，学校也好，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满足他。

1912年7月，毛泽东下决心退学自修。他每天都到长沙定王台湖南图书馆去借书自学。从他的住地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有三华里路。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毛泽东步行去定王台，早出晚归，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中午出来买两块米糕充饥，坚持不断。当时，有一个管理员对毛泽东的刻苦自学非常敬佩，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每天必到，也来得最早，而且在外面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撵他，他还不走。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也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象牛闯进了菜园子，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在湖南图书馆他广泛阅读中外名著，政治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哲学，诗歌，神话，几乎什么书都读，对他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他读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代表作，什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许许多多著作。这些书就不一一介绍了。通过自学这些书，在毛泽东思想上受到最大影响的是进化论的思想。以前的学者宣扬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今不如古"的思想，而毛泽东接受的西方思想的最大影响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主要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也就是"与时俱进"的意思。

在湖南图书馆自修时期有一件事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这张世界大地图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

毛泽东读过许多书，上过小学，中学，当过兵，但从来没有见过世界地图。他知道世界很大，10岁时离家走3天没走出韶山，但世界到底有多大？他不知道。他在湖南图书馆每天都要经过这张世界大地图，不知看了多少遍，感慨万千。过去认为湘潭很大，湖南很大，中国被称为天下，那就更大，但是从这张世界大地图上毛泽东看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就更小。湘潭在地图上都看不到，甭说韶山了。世界真的太大了。特别是，毛泽东从世界大地图联想到，世界那么大，人也多得很。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是在怎样生活呢？从他亲身经历看他周围的人，很多都生活得很苦，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在受着统治，受着压迫剥削。他认为这非常不合理，他认为应该改变。要改变就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而这种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就要进行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从青年的时候就树立了消灭剥削，解放大众，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他在那时候就想到，青年的责任重大，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奉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幅世界大地图，使18岁的毛泽东胸襟宽阔，立下鸿鹄大志。

当时的湖南图书馆建在定王台。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定王台是怎样一回事。

相传西汉景帝与宠姬的侍婢生一儿子，叫刘发，刘发被封为定王，其封地远在长沙。定王刘发在长沙常思念母亲，就派人将长沙的大米远运长安，再从长安运回泥土。时间一长，运回的泥土就堆积起来，筑成一座高台。定王每天登上这个高台遥望西北方，思念自己的母亲。后人就把这个高台称为定王台。天长日久，定王台不复存在，清朝末年，这里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洋楼，辛亥革命后在这儿办一个湖南图书馆，就是毛泽常去看书的地方。1938年，一场大火将图书馆烧毁，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修建了一个小学叫定王台小学，到了1985年，为纪念毛泽东常在这里自学，又重建了长沙市图书馆。

坚持锻炼身体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是毛主席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他主张一个人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还要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担当中国和世界的重任。

毛主席从学生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锻炼身体，一辈子坚持锻炼身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里主要讲几个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刻苦锻炼身体的故事：

毛主席在12岁的时候曾经得了一场大病，开始体会到身体的重要，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特别重视锻炼身体，经常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并且把锻炼身体与磨练意志结合起来。

每天坚持冷水浴。

第一师范校门口有一口水井。毛主席的老师杨昌济天天坚持在这里进行冷水浴，毛泽东也尽力仿效。每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就起床穿一短裤来到井旁，他一桶一桶把水吊上来，从头浇到脚冲洗全身，然后用毛巾擦干，擦了又淋，淋了再擦，直至擦得混身通红为止，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坚持。

毛泽东洗冷水浴坚持多年，解放后，他年岁大了，洗澡时还用温水，不用热水。他对人说："一个经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人，便不会为风雪的寒威所吓倒。我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冻也还经得住。锻炼的确是重要的事情。"

一生喜欢游泳

毛泽东非常喜欢游泳，可以说一辈子坚持游泳。

韶山冲，毛泽东家门口有两个水塘，这是毛主席小时候经常游泳的地方，打水仗，游泳，曾给他无穷的乐趣。

在第一师范上学时，学校前面就是小面很宽的湘江，更是游泳的好地方。每年5月到10月，毛泽东和几个同学几乎每天都到湘江游泳，还横渡湘江。到了冬天，许多人都不敢下水，毛泽东和几个伙伴还坚持冬泳。1918年3月，游泳家，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长沙，毛泽东还专门请他到湘江水中教授游泳技术。当时，毛泽东还写过一首有关游泳的诗，可惜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了七十岁，毛泽东还横渡长江，真了不起。

风浴，雨浴，日光浴，空气浴，也是毛泽东喜爱的运动。从第一师范前面过了江就是岳麓山，这是毛泽东和伙伴们进行风浴、雨浴、日光浴、空气浴的好地方。他们游过湘江，躺在烈日照射的沙滩上伸展开身子进行日光浴，遇到暴风雨，他们不去躲避，反而在大风大雨中奔跑呼叫，这叫风浴和雨浴，登上山峰，迎风高歌，这叫空气浴。

野外露宿。毛泽东经常邀集几个同学到妙高峯君子亭和岳麓山、爱晚亭附近露宿。他们尽情的游玩，尽情地高谈阔论，夜深人静了，他们分散开在枯柴杂草中露宿。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看到庙旁露宿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因为夜里蚊子多，游人吵醒了露宿的人，收起报纸就走开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经常与同学结伴长途步行锻炼身体，他曾和蔡和森步行考察洞庭湖周围的农村和肖子升到湘中五县游学，步行数百里。

毛泽东不仅自己刻苦锻炼身体，还带动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他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长时，就组织过游泳，有百余人参加。毛泽东当时还写过一篇研究体育的文章叫《体育之研究》，对体育运动进行深入的探讨，把身体喻为"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他还提出强国必须重视体育，成才必须德智体全面发展。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仍然非常重视体育。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专门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亲自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毛主席刻苦锻炼身体的几个小故事，同学们听了以后，也要从小好好锻炼身体，将来才能为实现小康，建设国家做贡献。

最后，我想引用毛主席的两段谈话，说明他老人家是多么重视体育锻炼，我们要好好学习。

毛主席在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也热衷于锻炼身体。在寒假里，我们徒步爬山越野，绕城涉水。如果下雨，我们就脱去衬衣，称为雨浴，烈日炎炎时，我们也脱去衬衣，称为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嚷大叫，称之为一项新运动项目"风浴"。寒霜降临时，我们露宿野外，甚至在十一月份到冰冷的江中游泳。所进行的这些活动都美其名曰"锻炼身体"。也许这么做有助于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日后，我在南方的转徒征程，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极其需要这样的一副体格。

1951年，毛主席在接见湖南的几位教育界人士时，也谈到进行体育锻炼的好处。他说："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去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需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潚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和林黛玉式的人。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

徒步游学：读"无字书"

年青的毛泽东不但认真学书本，还经常出去徒步游学，读"无字的书"。用今天的活来说，就是向社会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游学，简单地说就是一边旅游一边学习。毛泽东在游学中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活知识，了解社会，了解百姓，从而立下了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大志。

有一次，毛泽东从《民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两个青年"徒步游全中国。他们已经走到了西藏不远的打箭炉，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四川康定。

毛泽东看了这条消息非常激动，也非常羡慕。可是他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他很想出去走走，看看，向社会学习，向民众学习，于是在1912年夏天，他找到了在私小学上学时的同学肖子升一起商量。要去游学。

肖子升这时已经当了小学老师，一听毛泽东要邀他一起去游学，就高兴地答应了。还有一个叫肖蔚然的也答应和他们一起去。

三个人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他们换上草鞋，每人只带一把伞，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合。出了长沙的小西门，一路上看到的是河水青青，满山苍翠，很是高兴。

他们首先到了宁乡，在一个叫王熙的同学家住了两个晚上。

在宁乡的两天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拜访了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劳动敬养院；给所长写了副对联；

游历了香山寺，到附近的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农村的一些情况。

给一位老翰林写一首诗，换了40个铜板；

经过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在黄材镇给一些店铺写了招牌，了解了当时的情况；

又到了同学何叔衡的家，看到他们喂养的大肥猪和整齐茂盛的大菜园。

在去梅城的路上，毛泽东与肖子升露宿在河堤上。他们找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当枕头，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还指着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把包袱和雨伞挂在了老树上。

到了益阳县城，他们想起原来一师的一位老师张冈凤，现在当了县长，就表演了一场"乞丐访官吏"的喜剧。他们穿着草鞋短褂来到县衙要见县长。年轻的衙役要把他们哄走，大喊："滚开"！他们俩就坐在衙门口的石凳上不走，摆出一副见不到县长不罢休的样子。年轻的衙役要把他们抓到大牢里，一个年长的衙役通报县长……

一个多月时间的游学，途经5个县，行程近千里，回去以后写了许多笔记和心得，一师的同学和老师们看了都赞誉毛泽东是"身无半文，民忧天下"。毛泽东和肖子升开还穿着草鞋短褂到照像馆归照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这样的游学，毛泽东还去了多次，收获很大；了解了社会，观察了民情，对他以后进行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