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绍兴算命一条街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朱熹的介绍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

起源：

起源主要有三：①出自祁姓，帝尧后代。据《通志·氏族略》载，杜氏亦曰唐杜氏，祁姓。远古时人们以封地之名称尧为陶唐氏，其后裔曾建国于刘。西周时建唐国，称唐杜氏。后周成王灭唐，封弟弟虞于唐，而把唐国国君迁到杜，称杜伯。周宣王时杜国又被灭，作为周大夫的杜伯也无罪被杀。杜伯的子孙大多投奔其他诸侯，而留在杜城的就用杜作为姓氏。②上古杜康之后。相传杜康是上古黄帝时期的人，善于造酒。如果杜康是杜姓始祖，那么这个姓至少也有四五千的历史了。③出自他族改姓。如后魏时北人独孤浑氏、金时女真人徒单氏、满族都善氏、图克坦氏、鄂伦春族杜宁肯氏、裕固族杜曼氏、达斡尔族德贡氏、达力德尔氏等均改姓杜，其它如满、蒙、土家、京、回、俄罗斯、壮、藏、朝鲜等族也都有杜姓。

始祖：杜伯。

迁徙：

杜姓以陕西西安为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杜姓已有徙居楚、鲁等国的，《新唐书》云：“在鲁有杜泄，避季平子之难，奔于楚，生大夫绰。绰生段，段生赫。”杜赫为秦将，食采于南阳衍邑，时人称为杜衍。赫少子杜秉，任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秉子杜札，任南阳太守；札子杜周，任御史大夫，于汉武帝时以豪门望族被朝廷强迫迁徙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后形成杜姓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望郡——京兆郡。京兆杜姓，出自汉建平侯杜延年之二十世孙杜文、杜瑶。其后的几百年间杜姓又形成许多分支地望：襄阳杜姓，出自当阳侯杜预少子、晋弘农太守杜尹；洹水(今河南安阳一带)杜姓，出自戴侯少子杜宽；濮阳杜姓，出自杜赫之子杜威，世居濮阳，裔孙杜谟，后魏时任濮阳太守，因家焉。总之，先秦至汉之际杜姓主要繁衍于今陕西，其播衍过程，从陕西至山东，再至河南，终又复归陕西。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板荡，狼烟四起，杜姓为避战乱大举南迁，其先后于湖北之襄阳、襄樊，四川之绵竹、成都及浙江之钱塘，繁衍成为大族。唐末杜让能任山南节度使，遇战乱避居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让能裔孙杜仁为避元乱又迁福建同安安仁里马銮乡，称为马銮杜姓始祖。明初杜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明清之际，杜姓已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远播海外，东南亚、欧美都有杜姓后裔的足迹。目前杜姓人口列全国第五十三位。

郡望：

京兆郡汉太初元年改右内史设置，执掌相当于郡太守，是三辅之一。相当于今秦岭以北、西安以东、渭河以南的地方。三国魏时改称京兆郡。

襄阳郡分南郡、南阳两郡，相当于今湖北襄阳、南漳、宜城、远安、当阳等地。

濮阳郡相当于今河南渭县、濮阳、范县，山东郭城等地。西晋末年改为郡。

汉阳郡治所在今湖北汉阳。

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

堂号：

诗圣堂、少陵堂均来自唐代大诗人杜甫，自号“少陵野老”，而历史上称他为“诗中之圣”。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京兆、襄阳、濮阳、汉阳、南阳。②自立堂号：永言、振德等。

字辈：

某支杜氏字辈：□□远世如，正大光宗德，安全少祖仁。孝忠维保善，幸字作田耕。雾云天开启，兴传自逢遵。承家能有道，富贵此□长。

金县杜氏字辈：文成盛永秀，本龄正贤芳，诗书记世长。

广东连南杜氏字辈：茂斐元秀荣，开明招日月。

江苏邳州杜氏字辈：敬笑户吉祥，万年广传茂。

四川泸县杜氏字辈：道希桂绍，云从宗启。所天永登草，之文美元邦，玉明家必富，泽大世怀华，忠孝廉仁礼，诚信勤俭发，展智承先德，秉宗庆家华。

湖北孝感杜氏字辈：奉先宜全孝，立功在秉中。廉能今古重，节义本源同。

安徽合肥杜氏字辈：国正天心，仁爱绍先，忠正立业。

名人：

杜康，传说用高粱酿酒的发明者。《说文解字》称：“古者少康初作秫酒。少康，杜康也。”秫是黏高梁。可见自夏朝少康时起，即用高粱制酒。

杜子春(约前30-约后58)，东汉经学家。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曾传《周礼》，以授郑众、贾逵。所注《周礼》，郑玄曾采用，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礼杜氏注》二卷。

杜诗(?-38)，东汉臣。字君公，河内汲(河南汲县)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建武元年(25)，任侍御史，诛杀纵兵虐民的将军萧广。建武七年，迁南阳太守。曾造作水排，铸造农具。又征发民工广修陂池，开拓田地，使郡内富足。世人称颂“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

杜林(?-47)，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扶风茂林(今陕西兴平东北，位咸阳西)人。字伯山。曾任侍御史、大司空。治《古文尚书》，曾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引起学术界争论。他还长于文字之学，曾撰《苍颉训纂》、《苍颉故》各一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苍颉训诂》一卷。

杜操，东汉书法家。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伯度(避曹操讳，魏晋人改称为杜度)。汉章帝时曾为齐相。以善章草知名。三国魏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划)微瘦，……张芝喜而学焉。”与崔瑗并称崔杜。

杜密(?-169)，东汉臣。字周甫，颍川阳城(河南登封)人。“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后汉书》)。初为司徒胡广所辟，迁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地宦官子弟有奸恶者，辄捕杀之。后去官还家。桓帝时征拜尚书令，转太仆。党锢祸起，自杀。与李膺齐名，世称“李杜”。

杜预(228-284)，西晋将领、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因灭吴有大功，封当阳县侯。多谋略，善处事，时人谓之“杜武库”。博通经史，著有《春秋释例》、《春秋长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其中《集解》流传至今，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还发明了连机水碓。

杜弢(?-315)，西晋流民起义领袖。字景文，蜀郡成都(属四川)人。“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晋书》)，为醴陵令。永嘉五年(311)寄居荆湘之巴蜀流民数万家起兵反晋，推他为首领。乃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率部攻陷长沙，占据湘州大部。后在陶侃镇压下，兵败，死于逃亡途中。

杜伏威(?-624)，隋末江淮地区农民起义领袖。齐郡章丘(山东章丘)人。家贫。与辅公祏起义反隋，自称将军。转战于江淮，驻历阳，自称总管。618年，受隋越王杨侗封爵，为楚王。619年，降唐，拜太子太保。辅公祏叛唐时，遭毒杀。

杜如晦(585-630)，唐初将领、政治家。字克明。京兆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隋末曾任滏阳尉。唐兵入关中，助李世民筹谋，官至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太宗即位后，累功至尚书右仆射，封荣国公，与政治家房玄龄共掌朝政，订定各种典章制度。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二人相契，时人合称”房杜”。

杜审言(约646-708)，唐文学家。襄阳(今属湖北)人，迁居河南巩县。字必简。杜甫祖父。咸亨进士。初任隰城尉，一度任职江南，旋为洛阳丞。圣历元年(698)贬吉州司户参军。不久北返，被武则天任为膳部员外郎，遂与张易之兄弟交往。中宗时，缘此被流放峰州。后官修文馆直学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杜审言集》。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一生著作颇丰，晚年飘泊于荆、湘，以舟为家，居无常所，欲北返而不得。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病死湘江之上。杜诗一向以反映现实和忧国忧民备受推崇，有诗史之誉。代表作有《望岳》、《兵车行》、《三吏》、《三别》等。

杜佑(735-812)，唐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门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历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职。贞元十九年入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元和七年辞相。精于吏事，洁身守道。勤于学问，曾扩充刘秩《政典》，撰成《通典》二百卷。

杜黄裳(738-808)，唐节度使。字遵素。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一说京兆杜陵人。宝应进士。贞元末为太常卿，后迁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公元806年，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割据蜀地，他坚请讨伐，被宪宗采纳，后又力主削弱藩镇势力。807年出任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封邠国公。

杜环，唐地理学家。京兆万年(陕西长安)人。杜佑族子。公元751年，随高仙芝西征，为大食所败被俘。至762年附商船还国。撰《经行记》。原书已佚。惟《通典》曾选载数则，所记当时中亚、西亚情况，为研究亚洲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杜牧(803-852)，唐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之孙。字牧之，号樊川。文宗(李昂)太和间进士，武宗(李炎)会昌中累官中书舍人。俊迈不羁，刚直有奇节，有所论列，俱关大计。其文奥衍，诗尤豪迈，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李杜”；又别于杜甫，称为“小杜”。著有《樊川集》。

杜荀鹤(846-907)，唐末诗人。池州石埭(今安徽九华山东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早有才名，而至四十六岁才登进士第。为宣州节度使田頵幕僚，奉使至汴。后梁建国，任为翰林学士，五日而卒。诗工七律，语言通俗。有《唐风集》。

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道士。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一作长安(今属陕西)人字圣宾(一作宾圣)。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入天台山为道士，仕唐为内供奉。避乱入蜀，事王建父子，官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晚年隐居青城山，号东瀛子。能诗文。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传为他所作。又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等。

杜威(?-948)，后晋将。本名重威，避出帝讳改单名。朔州(山西朔县)人。高祖妹婿。“出于武卒，无行而不知将略”(《新五代史》)。初典禁兵，以功累迁成德军节度使。在镇重敛，税外加赋。契丹连年入侵，闭城自守，不救属州。后晋末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欲为儿皇帝，举军降契丹。后汉初据邺都抗命，食尽而降。后被杀。

杜充(?-1141)，南宋臣。字公美，相州(河南安阳)人。绍圣进士。靖康初知沧州，尽杀郡寓燕人。建炎中代宗泽留守东京，“短于抚御，人心疑阻，两河忠义之士往往皆引去”(《宋史》)。拜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以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失城退真州。降金，仕至燕京行台右丞相。充“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

杜可用(?-1280)，元初农民起义首领。又名杜万一，都昌(江西都昌)人。靠白莲教起家。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举义旗反元，义军达万余。自封号为杜圣人，称天王，年号万乘。以谭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为国师。后被元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史弼镇压被俘杀。

杜琼(1396-1474)，明画家。字用嘉，号鹿冠道人。江苏吴县人。明经博学，翰墨书画亦皆精。终生不仕。晚年家居东原，自号东原耕者，人称东原先生。以卖画为生。卒后门人私谥渊孝。擅画山水，多用干笔皴擦，风格苍秀，开吴门派先河。诗文沉着古雅。有《耕余杂录》、《东原斋集》等。

杜堇，明画家。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居北京。初姓陆，字惧南，号柽居、古狂、青霞亭长。善诗文。宪宗朱见深(1465-1487)成化中试进士不第。其作画取法于南宋院本，擅画人物，其笔法细劲畅利，被当时推为白描高手。亦善画山水、花卉、鸟兽；界画楼台，格局严谨，为当世论者所推重。

杜濬(1611-1687)，清诗人。湖北黄冈人，原名诏先，字于皇，号茶村。明副贡生。明亡后，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鸡鸣山。曾致书友人勿出仕清廷作“两截人”。晚年穷困而卒。工诗，诗文豪健。著有《变雅堂集》。杜大珪南宋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第进士。曾收集北宋建隆至南宋绍兴间碑铭、行状、传记，编为《名臣碑传琬琰集》。

杜文秀(1828-1872)，清云南回民起义军首领。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云南保山)人。回族。廪生出身。咸丰六年(1856)率众起义，克大理，建“平南国”政权，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实行联合汉族等各民族政策，采取轻赋税、重生产措施，获得各族拥护。同治十一年(1872)清军围攻大理，城陷，服毒自杀。

其他杜姓名人有西汉大臣杜业；三国魏臣杜畿；北周将领杜杲；隋大臣杜整；唐大臣杜顗，歌妓杜韦娘，文学故事人物杜秋娘；五代后梁大臣杜晓；南宋抗元将领杜杲等。近当代杜姓名人有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发起人之一杜重远，军事家杜平、杜义德，战斗英雄杜凤瑞，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哲学家杜国庠，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作曲家杜鸣心等。

民歌慈母；

世号诗王。

上联：东汉杜诗，河内汲县(今属河南)人。字公君，光武帝时为侍御史。建武七年(31)任南阳太守，曾创造水排(水力鼓风机)，铸造农具，用力少而见效大，较欧洲早一千一百年。他又征发民工修治陂池，广开田地，发展农业生产。时称“前有召父(召信臣)，后有杜母”。下联：唐代大诗人杜甫，巩县人，字子美。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又有政治抱负。靠献赋得官，历任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检校工部员外郎。诗作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显示出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有《杜工部集》

书成通典；

名列瀛洲。

上联：唐代史学家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出生于世代显贵之家。历官岭南、淮南等节度使，贞元末年，升任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宰相)，王叔文改革时，充度支、盐铁等使，主持财政，封岐国公。官位虽高，仍勤奋不倦，白天处理政务，夜晚灯下苦读，博览典籍，精通古今，用三十年左右时间，著《通典》二百卷，内容翔实，源流分明，详而不繁，简而有要，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下联：唐初大臣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唐王兵入关，他助李世民筹谋，临机善断，参预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夺得政权。历官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太宗时官至尚书右仆射(宰相)，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主持制定中央组织机构设置、规模及典章制度。贞观年间，太宗选出十八位功臣画像于凌烟阁，杜如晦居首位。后因病辞职，太宗常派人探望，病死后，太宗甚至废朝三天，以示哀悼

耽思经籍；

图像凌烟。

上联：晋杜预，历官河南尹、镇南大将军，封当阳县侯，有惠政，号曰“杜父”。博学多通，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成一家之言。下联：杜如晦图像于凌烟阁

金陵度曲；

玉简遗珍。

上联：唐杜秋娘，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好工诗词，初为镇海(今浙江镇海，位宁波东北)节度使李锜妾。尝歌《金缕衣》，其诗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以劝锜酒，传称于时。锜谋叛伏诛，秋娘籍入宫，穆宗时命为皇子傅姆，后赐归。杜牧有《杜秋娘诗》。下联：东汉杜兰香，传说中的仙女，降于洞庭包山张硕家，留玉简唾盂等具，授硕以道，硕成仙而去

南阳世泽；

莱国家声。

上联：杜诗。下联：杜如晦

耽思乎经籍；

图像于凌烟。

上联：杜预。下联：杜如晦

学业醇儒富；

星斗焕文章。

集杜甫诗联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朱德题杜甫草堂

守道还如周柱史；

著书曾学郑司农。

唐代诗人杜牧诗联。杜牧，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太和进士。历任弘文馆校书郎、监察御史、左补阙、史馆修撰、黄州等州刺史、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负，曾注释曹操所定之《孙子兵法》十三篇，并注有《罪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原十六卫》、《战论》、《守论》，讨论藩镇问题及用兵方略。主张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彩章句为之兵卫，故其诗多伤世感时、指陈时政，如《郡斋独酌》、《感怀诗》、《早雁》、《河湟》等，其咏史诗赋多借古讽今，寓意深远，融入较多的史论成分，如《阿房宫赋》、《赤壁》、《泊秦淮》等。其抒情写景之七言绝句，清丽俊爽，自成一家，向与李商隐齐名，有“李杜”之称。又以杜甫相别，世称“小杜”。著作有《樊川文集》二十卷

云霞晴光转物候；

春夜喜雨知时节。

集杜甫诗联

梦醒扬州甘薄幸；

心忧社稷老风尘。

唐代诗人杜审言诗联。杜审言，字必简，行五。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祖父。咸亨元年登进士第，授隰城尉。累转洛阳丞。圣历元年，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因与州僚不和，被诬构下狱，其子杜并刺杀仇家，冤获雪，免官还洛阳。武后召见，甚加叹异，授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元年，因附阿张易之，流峰州。二年召还，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二年卒，年六十余。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审言善五言诗，工书翰。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恃才傲物，颇为时辈所嫉。其诗属对谨严，于五律格式之成熟有所贡献。原有文集一○卷，早佚。《全唐诗》卷六二存录其诗四三首。今人徐定祥有《杜审言诗注》

锦水春风公占却；

草堂人日我归来。

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撰工部祠联

枫林绿树丹青合；

玉杯锦席风云流。

杜甫诗联

花折应时，金陵度曲；

兰谪降丽，玉简留珍。

上联：杜秋娘。下联：杜兰香

卜筑草堂，误传严武宅；

驰名武库，癖好左氏书。

上联：杜甫。下联：杜预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叉仲砖，号晦庵。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集理之大成者;也是宋以后一住重要的哲学家、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

关干道德修养的主张

1、立志

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立志，树立明确高尚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思不进。只思立志不坚，只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已"。又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所谓立志，即是树立要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但一般自暴自弃的人，多半不能树立做圣贤的明确高尚的目的。他说:"今之学者大概有二病:一以为古圣贤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则自谓做圣贤不得，不肯做功夫"。自暴的人不屑做圣贤，自弃的人不敢做圣贤，这两种人都不能立志，所以都不肯做佳养功夫。立志又要勇猛坚决，才会有进步。他说，"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何谓勇猛坚决呢?就是如饥思食、渴思饮的态度。所以他又说，"立志要如饥渴立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熹认为立志要明确高尚、勇猛坚决，这样就有坚强的信心，何患不进?

2、主敬

程颐曾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认为主敬包含以下几个意思。

第一，所谓主敬，是培养严肃的或不放肆的道德态度。朱熹说:"敬是不放肆的意思"。所谓"不放肆"，即是严肃谨守记礼法的态度。所以他又说，"敬只是收敛来"，"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即是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做一身的主宰，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

第二，所谓主敬，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他说:"敬只是一个畏字"。所谓"畏"，"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畏"是警惕的态度。

第三，所谓主敬，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他说:"主一只是专一"。"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敬是始终一事"。

朱熹是十分重视主敬的工夫的，认为这是培养严肃的、谨慎的、一贯的精神态度，贯穿在整个佳养过程的始终的，所以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有人间:"敬何以用工"?怎样做敬的工夫呢?他答道:"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这是一句很扼要的话。

所谓"内无妄思"，即是念念存天理而去人欲。所谓"外无妄动"，即是在容貌、服饰、态度、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坐如尸，立如斋，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重，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内无妄思"，是潜伏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控制;"外无妄动"，是显著的外在身体动作的支配。只要能支配身体的动作，便能影响内心和生活;反之亦然。外无妄动，便自然内无妄思;内无妄思，便自然外无妄动。他把这叫做"内外夹持"。他的这种主张，是和他的中华民族主义世界观及人性论分不开的。他的主敬修

养，也吸取了佛教"入定"的因素。他反对不要名教的宗教，却把名教中含有的宗教的禁欲主义因素在禁锢人们的心灵上，这表现了他的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3、存养

孟子讲过"养心莫善于寡欲"、"操者存舍者亡"的思想。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从"性即理"的思想出发，认为道德修养必须注意把无有不差的"心"存养起来，要收敛其身心，使精神常集中在这里，而勿便失忘。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焦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自然迎刃

而解，皆无许多病痛"。所谓"存心、养心"，是专指心而言。从另一面说，就是不要失忘此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但人的"心"中交杂着物欲和义理，因此朱熹认为"存养"就只要收敛此心，使它都安顿在义理上。"学者为学，未间其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想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所以，有时他把存养和穷理联系起来:"学者须是培养。今不作培养功夫，如何穷得理。

4、古察

朱熹认为，"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正当于平分界处理会"。因此，一方面对天理来说，人主张立志、主敬、存养;另一方面对人欲来说，他提出"省察"的工夫。他同意他的学生的看法:"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顷，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涵养对省察可以起推进作用，"至于涵养愈熟，则省察愈精矣"。

"省"是反省，"察"是检察。所谓"省察"的工夫，就是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意在"将发之际"和。己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他说，"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萌，固不可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

朱熹的"省察"工夫，即"求放心"的工夫。他认为不良环境及一切物欲蒙蔽以至于使精神昏味，本然的善心丧亡，"道心"主宰、支配不了"人心"，"人心"却要主宰、支配"道心"。"省察"的工夫，即是随时清醒、谨慎从事，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抑掉，而且更要窒息这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任何的萌芽。"省察"本心，揭去昏翳，使心中的"理"永远保持通明，这就是朱熹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任务

(一)朱熹的读书法

1.循序渐进

所谓循序，是尊循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或进度。所谓渐进，是不求速的意思。依朱熹的看法，读书"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踩易陵遢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

。"

2.熟读析思

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绎文义。依朱熹的看法，"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

。遍数己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为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已之学也。"

3.虚心涵泳

所谓虚心涵泳，即是客观的态度，还古书的本来面目，并不执着旧见，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而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依朱熹的看法，"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灰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便会。"

4.切已体察

所谓切已体察，即是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依朱熹的看法，

"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已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已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无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5.着紧用力

所谓着紧用力，即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依朱熹的看法，"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

6.居敬持志

所谓居敬，即是收放心，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所谓持志，即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书中搜集及整理有关资料。依朱熹的看法，"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

(二)教学原则方法

朱熹《中庸》上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做教学过程，并认为"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在教学过程中，他提出了几项教学原则和方法

。

1.自动和适时的启发

朱熹很重视学习的自动性问题，他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他说:"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千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依他的看法，做学问主要靠自己主观努力，以积极的态度去掌握知识或寻求真理。

既然这样，那么教师起什么作用呢?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于始，而正之于终尔"。他还说了自己的经验，"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终不能代替学生的作用。教师只是做一个"引路人”，在学生开始学习时给予引导指点;在一个阶段学习完结时，检查学生学习是否正确，是否有成效，给予适当的评价、证明和裁断;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一同商量。在商量的过程中，教师要适时的启发。他在《论语》"不愤不启"一章注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又说:"此五所谓时雨之化。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己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不愤不悱，很难教导;待其愤悱，就豁然贯通了。

朱熹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是削弱教师的作用，也不是消极等待学生自发地出现主动性，而是靠教师积极主动启发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使无疑者有疑，便有疑者无疑，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见解。

2.勇猛奋发和温故时习

所谓"勇猛奋发"，是指在学习开始时，动员全部精力，以勇猛奋发的精神去学习，应如兵士在开始战时，抱有进无退、有死无生的决心一样。他说，"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拨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功夫。若半上半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

他又把学习比做炼丹、煎药、推车。开始用猛火炼丹，"方好微微火养教成就。""譬如煎药，先猛火煎，数百沸大滚，直涌坌出来，然后却可以慢火养之"。"如推车子，初推却用些力;车既行后，自家却赖他以生"。这就是说，开始学习时，应动员全部精力，以勇猛奋发的态度去做学问，才能克服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惰性。

但朱熹以"猛火"之后，再用"微火养之"譬喻，并不等于说以后的学习可以松懈下来，所以他又提出了"温故时习"的原则。

依朱熹的看法，"时习"是重要的。他说:"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习而不时，虽日习之而其功夫间断，一暴十寒，终不足以成其习之功矣"。这就是说，如果不学习，就不能获得必需的知识技能;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就不能巩固其所获得的知

识技能;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就不能收到复习的功效。他又说:"学贯时习，须是心心念念在上，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所谓"时习"，即随事、随时、随处都复习、练习其已获得的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不间断的

"温故"的过程。他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他认为温故是知新的基础。

"温故"能便其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他认为那种只知机械地重复旧闻而不能触类旁通的人，是不能当教师的。所以他说:"温故又要知，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朱熹种既强调学习要勇猛奋发，又主张持之以恒;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的思想，对我们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3.教人有序不可取等

朱熹承了张载的思想，也提出"教人有序不可说等"的原则。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说等。"又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他很注意由近到远、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象。他说:"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又说，

"于显处平易处见得，则幽底自在里许。且于切近处加功"。还说:"据某看学问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幽妙"。这就是说，学习必须从低处到高处，从平易处到幽微处，从眼前日用底到深深远幽妙底。低处、平易处、眼前日用底是基础。

怎样循序渐进?朱嘉说:"学不可躐，不可草率，徒费心力，须依次序，如法理会，一经通熟，他书亦身着"。他又说:"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下学是上达的基础，学问要做下学

的工夫，打了基础，才有上达的可能。他说，"圣贤教人，下学上达，循循有序，故从事间者，博而有要，约而不孤，无忘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学者类多反此，故其高者沦于空幻，卑者溺于闻见，伥伥然未知其将安所归宿也"。朱熹认为，不先从事于下学而妄想上达，就是躐等，便沦于空幻;专从事于下学而不想上达，虽未躐等，但沉溺于闻见。前者是"不循序而跟进"，后者是"虽循序而不进"，都是不好的，只会浪费精力而不能达到目的。他认为只有遵循由易而难、由近而远的阶段，且力学习，则自有进步。

4、笃行

朱熹继承了儒家关于笃行的思想，在教学上重视行的作用。他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有，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问，某行而已"。他的意思是说，知而不行，其知为空知，行而不知，其行为冥行。所以知行应该是并进的，不可偏重或偏废。如果从发生的时间上说，致知在先，力行在后;但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上说，致知为轻，力行为重。所以他说:"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行为重"。

他还提出了"知行相须"的观点。他说:"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以这种常见的事例，深刻地表述了知行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如此，他还进而提出知识是靠实践来加以检验的思想，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在他看来，知而不行，则体会不深;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他这种躬行践履对于句识还需检验的思想，是深刻的。

5.博学与专精结合

朱熹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所谓博学是指什么呢?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已治人之方，皆所当学"。"为学修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他还说:"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当理会。一物不理会，这时便缺此一物之理。"…须是开阔，方始拓展"。

朱熹是重视博学的，他以盖房子为例，重视"阔开基，广开址厂以为博学就是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他还说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须是先博然后至约，如何便要先约得?人若先以简易存心，不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将来便入异端去"。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仅只有一般性广博的知识而不专精，那也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他强调治学"贯专而不贵博。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无所得。。

总起来说，朱熹教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己接触到了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学习的自动性、学与思、学与习、学与行、教与学、博与约等等;也涉及到教学的目的性、积极性、良好开端性、巩固性、量力性、实践性、广博性、专精性等等。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做了一番归纳、整理、总结、改造工夫，使之系统化了。其中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遗产。（完）

看我的：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中文名：朱熹别名：朱元晦、紫阳先生、国籍：中国（南宋）民族：汉出生地：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出生日期：1130年9月15日逝世日期：1200年4月23日职业：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主要成就：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品：《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庵词》籍贯：徽州府婺源县谥号：文爵位：徽国公

个人履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

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但是也不能说是贫困，总体处于小康水平。

史料记载朱熹祖籍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葬于崇安五夫里，享年四十六，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世称吏部郎府君，赠通议大夫，封粤国公，谥献靖祀入圣庙。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19岁[绍兴十八年（1148年）]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元顺帝时封为齐国公，明庄烈（崇祯）改称先贤，清康熙五十一年由东庑升入大成殿哲位配享。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和诗曲。

生平事迹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教育思想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发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本段哲学思想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还有哦，接着看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